O晓 荪

      素有“九山半水半分田”之说的贵州，到处是由草木、山石、溪流和禽鱼组成的奇妙世界。我在感叹造物主的无所不能的同时，却思考起这样一个问题：作为西南边陲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千百年来，中原王朝对边地苗依民族的统治牢固几何？中原文化对滇黔百姓的渗透根深几许？带着这样的疑问，我们来到位于贵阳市南郊的青岩古镇。

      这是黄昏时分，西天的雯霞溜金般聚散，狮子山的树木碧透了云天，古镇炊烟袅袅，雾岚氤氲，香烟扑鼻。它就像一位安祥的老人，此时正手握烟锅悠然地吸吧着，看牧归的孩子，看金黄的稻田，看护城河静静地流淌。古镇其实就是一座古堡。走在古堡外的石梯坎上，迎面看到的是气势雄宏的定广门（即南门）城楼，飞角重檐，古韵犹存。巨石砌成的城墙上爬满青苔，修筑规整的城垛让人很容易联想到明朝初年古镇作为军事要塞重兵屯集的情景。一群秋鸟飞过天空复又回到古堡，仿佛在告诉游客：天下太平！

      古镇的南北两街都是错落有致的明清建筑，街道宽不过丈，临街的铺面造型纤巧，雕梁画栋，工艺精妙绝伦。陈旧古老的石柜台、木柜台上，陈列着金银玉器、木雕玩物。身着少数民族服饰的工匠现场制作，自玩自赏，自得其乐，引得众人驻足观看。古镇上的小吃五花八门，米豆腐、玫瑰糖、糯米酒、双花醋、状元蹄、清明粑，价格都不贵。同行者各要了一份绿豆凉皮，酸辣适度，也合北方人的口味，外加一盘青岩豆腐果，清爽酥嫩，吃罢还感到意犹未尽。黔南人原来这般聪明能干，他们能有闲情经常操持手艺，说明在很早以前，这里就是一个不为生计所困而富庶繁华的地方。

      由定广门拾级而上，依次经过赵理伦百岁坊、周王氏媳刘氏节孝坊。赵理伦是书香门第乡坤之家，因乐善好施，道光皇帝钦赐他“七叶衍祥”题额。刘氏为何等人物不得而知，但从字面上看，应该是一位守节重孝的贤妇。再往前，有赵公专祠，因赵国澍（赵理伦之子）追剿太平天国义军有功，由清廷降旨修建。赵妻赵陈氏，她在丈夫战死后苦撑家业，扶养四个儿子个个成才，三个中进士，一个中状元，因教子有方人称“赵三太”，诰封一品夫人，广为乡人所尊崇。

      大约一千米长的街道走完，就到了北城门，返程右行，便是状元街。状元街因状元府而得名，状元府门楣上横书“文魁”二字，联曰：“琴鹤谱志，论语传家”，这里保存着云贵两省“以状元及第而夺魁天下”的第一人赵以炯（赵国澍之子）的故居，二进四合大院全为木结构房屋，古色古香，犹以木雕窗见奇，院内水井深深，青竹斑斑。据传赵以炯被光绪皇帝钦点为新科状元后，慈禧太后召见他并打算为他做“月下老人”，赵以炯听后直言：“臣下家有患难糟糠，不敢欺君。”太后十分惋惜。黔南之地，原来甚得儒家文化之精粹，积极入世，齐家治国平天下，是男人们的大义。

      古镇祠宇林立，据说有九寺八庙之多，让人叹为观止的是，这里还是一个儒释道及基督、天主数教并存的地方，中西方文化在此达到了空前的交融。我们在为此而兴奋不已的时候，导游却给我们说了一个再也让令人高兴不起来的事情：故事发生在一八六一年端午节这天，青岩城内群众按传统习俗出城“游百病”，与大修院习教人员发生冲突。青岩团务总理赵国澍率兵将大修院团团围住，抄收财物，焚烧教堂，并处死四名修士，造成了震惊全国的“青岩教案”。教案后，清朝政府迫于法国公使的压力，处罚了当事人，并赔偿白银六千两。我们在为当事人的不冷静而扼腕痛惜的同时，也能想到，在当时积贫积弱的中国，老百姓对外国教会是孰可忍孰不可忍也！

      西街与北街之间有条便道叫背街，宽约四五尺，弯弯曲曲，起伏不平。地面是石砌的，日久经年，人走水冲，中间留下一条纵凹。围墙也是由层层叠叠的石片砌成的，一人多高，偶有毛竹、银杏透出墙来，从小木门里隐约可以看到院内的建筑漆痕斑驳，花木郁郁葱葱。背街里有周恩来的父亲周懋臣曾经的居地，青瓦木室，沧桑古旧。一九三九年一月，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贵阳交通站成立后，周恩来的父亲周懋臣，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李克农的父母、弟侄和夫人赵荣，博古的小女儿秦新华等老老少少二十多人来到贵阳，二月，日军出动十八架轰炸机对贵阳进行狂轰滥炸，死者四千多人，为了防止日军的继续轰炸，交通站不得不把革命家属们转移至青岩古镇。青岩镇，原来也是一座红色之镇，对中国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背街里，有许多学生在专心地素描，他们或许是学绘画的，或许是学建筑的，看着他们如痴如醉的样子，我深深地感悟到，这里不但是绘画艺术的殿堂，也是明清古建筑的展馆。

      出城天色已晚，游人纷纷踏上归途。石梯坎上，光着膀的小伙子赶着肥硕的黄牛慢悠悠地向城门走去，黄牛扬起尾巴，小伙急忙伸过背篓，路上立刻弥漫过一阵腐草味。石梯坎下，两只品种不一的小狗忘情地做着一件神圣也卑俗的事情，几个小孩用石子撵它，它们也不愿分离，石阶上坐着一位素衣女子手揣念珠，木然地看着这一切，我不知道她是在祈祷还是在赎罪。

      古镇之旅，虽是走马观花，也不虚此行。

                                   （2008年9月27日夜于凤城听雨轩）

      活动结束后，女儿长吁了一口气说：爸爸，给我买个雪糕吧！我欣然同意。我的童年没有随便可以吃到的雪糕，但和这些孩子们相比，多了些空间，多了些自由，也多了些快乐！

    岷州很远。岷州的那一头是天险腊子口，是绵延千里的岷山，再过去是一望无际的沼泽和草地。那条路，有一支队伍用草鞋丈量过，整整二万五千里，一直连接着公元一九三四年灰暗阴霾的天空。岷州的那一头一直在北朝，在两汉，在史前。一位叫貂婵的羞花美人，一位叫董卓的纠纠武夫，在东汉末年的长安，上演了惊心动魄的一幕，从此家喻户晓。

    想起沧桑的古岷州，我仿佛还能听到一种交响般的咆哮。我听到河在汹涌，伴随着粗犷的号子。岷州多河，洮河、迭藏河、纳纳河、闾井河、申都河，像蛇一样蜿蜒于岷州大地，多少处急流险滩，多少个渡口，多少次下筏，岷州人习惯了与不驯的河水较量。我听到松涛汹涌，夹杂着虎狼的吼叫。岷州多山，茂林之间，野兽出没，残害孩童，侵袭家畜，阻拦着出行的路途，岷州人手持石块、铜器和绳索，勇敢地困兽。我听到血液汹涌，伴随着粗重的呼吸。岷州人在一次次的搏斗中，不幸地面对伤亡，感受着势单力薄，期盼着子孙繁衍。城南的二郎山，洮河北岸的岷山，遥相呼应，人们传说那是一对金童玉女，铁骨丰胸，孕育了强健的岷州人。

    我来到今天的岷县时，第一个念想，就是要领略一番古岷州的气息。然而，这个陌生的地方，让我的感觉有些错乱。岷县这般喧嚣，就像快要沸腾的一壶水。狭窄的街道上，人流如浪，熙熙攘攘，货车轰鸣，摩托呼啸，偶尔有马匹牛群撵过潮湿的地面，铃声久久地萦徊在小巷深处。从县城到农村，到处都是建筑工地，挖掘机、搅拌机、运输车辆时不时挡住去路。岷县又是如此安静，甚至能叫做安逸。这里的昼夜似乎不甚明显，从凌晨四点开始，街上就有了零零星星的脚步声，据说那是经营药材的生意人去了早市，他们用过餐，打点行装，很早就去乡下赶集。大概在六点半钟的时候，“岷县人民广播电台”开始广播了。二郎山半腰的平台上树着一根电杆，电杆上安了三个喇叭，岷县县委县政府的声音每天就从这里第一时间传向老百姓。我忽然想起一句话：此时有声胜无声！大概是小城的这些声响对我来说有些娱耳，我倒感觉到一种宁静和清新。一直到九点钟以前，岷县人最重要的一件功课是吃早点。那怕是一间背街的土屋，那怕门上没有招牌，那怕卫生不算干净，那里也会有许多人，吃羊肉霍霍、黄酒泡漠，或者喝肚丝汤。路上有人一边走一边悠然地剔牙、摸嘴，红光满面，精气神足，以这样的方式进入一天的工作，也许真不会累。中午，我们来到南门口一家回民开的羊肉尕面馆，主人是母女三人，皮肤白净，仪态拘谨，很少说话。揪面的时候，大概是母亲叮咛了手艺上的事，小女儿却不以为然，母亲说：做饭的事情还能马虎吗？我就暗暗地笑了。

    岷县还保留着许多古建筑，这让我喜出望外。晚饭后我走出风光宾馆随便溜达的时候，看到二郎山脚下的回民聚居区，还有二三座木楼，四五间木架平房，漆痕班驳，摇摇欲坠。平房的屋顶都很平整，而且裹了一层沥青一样的东西（后来才知道那是一种黑色的粘土），我猜想，这儿阴湿多雨，又是千年药乡，这种屋面，既利水，又能晒药，特别实用。一间木屋的门口摆着张破旧的木桌，木桌上立着胳膊粗的红蜡烛，可能是出售的供品。因为我在那儿呆得久了，一位老太太颤微微走出门来，一面弯腰用掸子拂去桌上的尘土，一面问我：“卖吗？”她的声音比我想像的要高亢、要简捷。我说不买，随便看看。当我拿出照相机准备聚焦的时候，老人眼光有些迟滞，但还是明白了我的意图，她迅速地拉了一下头巾，又折回屋去。

    到岷县就一定得去去东三区：闾井—锁龙—马坞，那里是高山草场，风物为之一变。去闾井的路况很好，沿途草丰水沛、风景秀丽，蓝天白云下面，偶尔能看到几处水磨坊、牛羊群，极其养眼。闾井镇就在草原上，占地很大，市场很火，大红大紫的衣物摆得满满当当，有藏民赶着牛车、骑着马儿来赶集，他们目光深邃冷峻，一看就能让人联想到宗教。闾井再过去就到了狼渡滩，这儿是湿地草原，牛羊洒落其间，像石头，甚或是天上洒下来的珍珠。我断定在月朗星稀的夜晚，如果再从这条路上走过，准能听到狼群的哀鸣，但是这儿有没有猎人呢？

    岷县是“中国花儿之乡”，是洮砚之乡，古岷州极其丰富的文化在这里传承衍进，至今显得异常灿烂、独特和让人羡艳。 “久闻岷石鸭头绿，可磨桂溪龙纹刀。莫嫌文吏不知武，要试饱霜秋兔毫”，宋人黄山谷都十分喜欢岷州洮砚，可是今天，当我案头的那块洮砚久久不见墨浸的时候，我知道，对于文化的岷州，也就只能这样浅尝辄止了，也许我还有机会去感受岷县，领略岷州，也许它就这样永远神奇在我的心底。

    岷州即岷县，这里繁华有“小香港”之称。然而，那毕竟是个小县城。我更感兴趣的是下面这些镜头：

（以这个速度奔小康有点慢，但对于久居闹市的人来说，心里竟不住有点痒痒。）

（骑着马儿走过街头的藏族兄弟，他的心里想着什么呢？）

（狼渡滩——一片湿地、一片牛马，没有猎人……）

    （如果只是风吹雨淋，它们还可以默默坚守至少50年，然而，如果明天你去这里，说不定已经看不到了。）

 村里来了个杂耍班

    这应该是一九八二年的夏天。我从学校回来，手里捧着奖状猛一下推开大门准备把这一份惊喜告诉给家人的时候，忽然发现院子里的台阶上都坐了许多陌生人。我刚要收起奖状，有一个大人走过来，他说了什么我没听明白，看样子是要看我的奖状，我就怯怯地给了他。他看着奖状念了一遍，周围就有人鼓起掌来，其间一个跟我差不多大小的女孩走过去，拿过奖状细细地看起来，那目光里，似乎有几许艳羡，有几许失落。

    这是从远处来的一个杂耍班，父亲说，南方有一个地方受了灾，他们一路走州过县，靠着手艺讨一口饭吃。以前在县城的交流会上看过耍杂技的，能在家门口看到杂技，孩子们都乐得喜出望外。父亲让我们到庄子里走一圈，让愿意看杂技的人随便拿点吃的东西或者掏一点钱，实在拿不出手的过来揍揍热闹也行，我们便屁颠屁颠地跑了。

    杂耍班在我家的打谷场上演出，场上来了百十来个人，勉强围了一圈。他们耍的节目我已记不确切了，好像有壮汉把大刀立在肚皮上挥着木棒击打的硬功夫，有女孩子在桌面上展示花拳绣腿的软功夫，也有小丑们袖筒里抽出百样儿物什的巧功夫。那位看了我的奖状的小女孩出场时，主持人特意哄吵气氛，“好了好了，不要吵了，仔细瞧了，下面由我们的俏姑娘——莲儿为大家表演顶碗舞了”。莲儿把盛了水的花碗放在头顶上，手拿一束竹筷一边敲打着碗边一边载歌载舞，动作之优美,技艺之高超，让足不出户的山村人饱了眼福。

    晚上，我听到父亲和杂耍班的头人说起他们的生计问题。杂耍班并不是专业的杂技团，也就走乡串户混一口饭吃，穿不暖，吃不饱，睡不好，大家都没有信心。中间还有几个孩子，正是读书长身体的时候，莲儿的家人在洪水中失踪了，他是过一天说一天，真不知道把这一帮人带到那里去。父亲开玩笑地说，把莲儿姑娘留下来，和我三儿一起上学，长大了给我三儿说个媳妇。那头人似乎也同意，只是要问问孩子和孩子的妈妈。

    第二天一早，杂耍班在我家打谷场上又表演了一场，之后，休整一个下午就出发。趁着我家门口泉上水多，女人们去洗衣服。她们走的时候硬是拉上我，让我帮她们凉衣服倒水什么的，还七嘴八舌地问我们家吃饱吃不饱饭、家里来了“要馍馍的”人一般给不给吃的东西，我都一一认真地回答。最后，他们直入主题，“把我们莲儿留下给你做媳妇你愿意吗？”那时候我不懂这些，我只是对那样一位漂亮伶俐的姑娘有一种纯朴的好感，就直截了当地说：愿意。有一个大点的姑娘说：好，算条汉子！

    傍晚，父亲和杂耍班的头人商量了演出的报酬，考虑到家家都没有钱，合计着大家出一百斤豆子，我们邻居一共五家，每家二十斤。我用一只白瓷脸盆端出满满一盆豆子给他们，有个跟我差不多大小的男孩说与二十斤差得很多，要我再拿半盆去。莲儿姑娘就跟他理论，争来争去，我听见莲儿说：你是成心刁难人家，算什么英雄？男孩子不依不挠地说：我就是不想让你留下来，咱们都回去，以后吃饭的时候，把我多吃的半碗饭给你。不多一句话，开头说得很凶，中间平和了些，结尾几乎成了乞求。我不知道说什么好，端着盆子回去了。

    吃罢饭，父亲没有马上陪客人睡觉，领着我到邻居家串门。父亲跟大家说：我是看着那么水灵灵一个姑娘，整天东奔西走的怪可怜的，留下来上学也是一件好事情，给三儿当不当媳妇，那是以后的事情，顺其自然吧。伯叔们一个看法，人家现在是在难中，留下来，旁人会说闲话的（有点乘人之危的意思），而且，等时年好了，人家是一定要回去的，最终还会是人财两空。很晚我们回去时，莲儿姑娘还等在大门口，她拉住我，红着脸说：我给你做媳妇，你领我上学，好吗？我高兴地给她点了点头。

    晚上，杂耍班的头人和父亲说了许多话，又到女人们睡的厢房里去了两三回。次日一早，大人们再也没说莲儿姑娘留下来的事，他们收拾起行礼要走了。杂耍班像一支伤病严重的队伍，慢悠悠地行进在河对面的小路上，莲儿几次喊着什么，又几次给我挥手……

      好多年不曾席地而坐了，但我现在不得不选择这样的姿势：铺一张报纸，把屁股放上去，把皮鞋脱在一边，像一个难民无所事事。这是下午六时，而西去的列车在九时一刻，我唯一的任务就是熬过这三个多小时。我身体的左右分别是两瓶矿泉水，放在距离我的双手最近的地方。稍远处也是和我一样难民般的旅客，差不多重复着相同的动作：喝水，东张西望，再喝水，再东张西望。再远处是毒烈的阳光，以及那些几乎要瘫在地上的寻找阴凉的人。我的头顶是西安古城墙的玄武门，宏大的圆拱遮挡着燃烧的太阳。

      毒辣辣的太阳照了一个月，又照了一个月。关于庄稼的热议在渐渐平息，电视上，素面朝天的乡亲们诉说着外出的打算。这据说又是一场五十年不遇的旱情，但我记得十二年前也是这样一个年景。在陇中，一次次遭遇旱魃成为庄稼人周而复始的痛。苍老如父的大哥从乡下来，身后紧跟着怯怯的侄儿，面嫩如粉，他要让我带他的孩子到西安学点别的技术。我在空茫和压抑中透过一丝气息，毕竟，能有信心和资本去另谋一条生路，也是不幸中的万幸。

      八百里秦川旱涝保收吗？渭河断流的时间每年都在增加，这个时节更不例外，清晨我路过咸阳时，地里看不到多少庄稼和收割机，也许已经收割了。西安这么大的城市对庄稼的依靠到底有多大呢？所以它比家乡的小城显得从容了许多。但我从周围弥漫的刺鼻的脚臭中可以断定，这里有好多农民兄弟同样也在奔走。这座古城墙下应该有多少次奔袭，只不过我们身后没有湍急的铁蹄而已，所以在今天，古城墙就成了一处风景。因为经历了太多的凄风苦雨，它多少次倒下，又多少次挺立。如果我永久地坐在玄武门下，或许有一天，我会看到海市蜃楼，看到金戈铁马，会看到一个城市的前世与今生。

      下午我安排好侄儿时间尚早，心里就有了一些想法。对于西安这样一个九朝古都，难道我就要打一个照面扭头就走吗？但是想起大哥交给我那一叠钞票时颤抖的双手，我真的没有多少兴致一个人游走在西安街头。路过大唐芙蓉园，我犹豫了一刹那又坐稳屁股，但到了大雁塔，我还是忍不住下了车。广场上，太阳晒得正凶，喷泉像神雨一下洒着，不为庄稼而悲喜的人们尽情地宣泄着心中的快乐。我本想去看看慈恩寺，看看唐三奘藏经的地方，转而又无兴致，就只奔火车站了。

      如果在陇中的那座小城，现在我可以溜上自行车下班回家了，在老婆的唠唠叨叨中和她一起做一顿凉面，就着一碟浆水萝卜吃得津津有味，然后打开风扇，拿上遥控器，坐在沙发上没心没肺地看那些古今中外的事。然而，我生活的这个城市有好多人还吃从乡下父兄那里拿来的清油白面，每年还要给乡下送一个猪崽或者几袋化肥，由于与天气与庄稼的感情太深，所以小城也在弥漫着悲观的情绪，甚至我也在怀疑，如果庄稼真正绝收，我的小日子还能过多久。

      肚子里装满了纯净水，坐着也不好受，现在我真想什么都不管躺在地上，这里都是陌生的面孔，我不担心有人笑话，但我怕成为我一生中最糟糕的记忆。对面有一家加州牛肉面馆，我得在那里调理一下胃口，一方面对付今晚的行程，一方面也好乘乘凉。有钱是一件好事情，可大哥那双递钱的手一直在破坏我花钱的心思，我得这样变成一个守财奴吗？不，我得把钱花在刀刃上，如果我真瘫在这里，我就是天下最愚蠢的人。

      走出玄武门，太阳立刻跟随而来，照在臂膊上，照在脖颈上，像硫酸水一样灼热。我愤怒地看看太阳，它其实就是一个溶洞，流泻着三千摄氏度的水。面馆里是另一个世界，香气扑鼻且清爽宜人。我要了一碗面、一碟小菜、一听啤酒，慢慢地享用。我舍不得离开这里，可偏偏水火不容情，我到外边找了一回厕所，再打算走进这家面馆时，却发现胃里再也容不下一滴水米了。不吃凉粉让板凳，那里不是闲人乘凉的地方。

      不远处有几间小卖铺，门口放着冰柜，台阶上坐了许多人。我就顺势坐在这里，腿脚放得低了，腹部也舒展些。眼前走过一位穿短裙的女人，怀里报着一摞报纸。我正坐得无聊，就懒洋洋地向她招手。她朝我走来时，脸上挂着夸张的笑容，然后蹲在我的面前，我一面掏钱，一面问价。她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却更加揍近我，“小帅哥，对面就是我的住处，去那里歇一会儿吧！”我摇摇头，赶紧塞给她两元钱，她扔给我一张报纸和一句粗话，扭着腰身就走了。

       太阳落下了城墙，从玄武门下射过来，气温似乎降了些。我沿着城墙向西走了一段，又向东走了一段。我抚摸墙上的砖石，心想着我抚摸的会是秦砖汉瓦，寻觅一点诗意的感觉，可是没有，它只是灼热，以至于我的手上起了几颗水泡。离火车进站不到一个小时了，我归心似箭，便早早地向车站入口走去。夕阳照在我的脸上，有些隐隐作疼。我忽然有些放不下我的侄儿，他一个高寒地区来的孩子，一见毒毒的太阳就想喝凉水、靠大树，能经得住这样的太阳吗？

     “上去个高山（着）望平川，平川里有一朵牡丹。”这句唱词，相信喜欢民歌的朋友都不会陌生。在祖国大西北的河湟洮岷地区，盛行着一种民歌叫花儿。花儿大致分为洮岷花儿和河州花儿，位于定西南部的岷县是洮岷花儿的故乡，而在临洮县，洮岷花儿与河州花儿交叉共存，互相辉映，更显得异彩风尘。

    每年春夏之交，西北的春意渐渐浓郁起来，洮河沿岸山青青，水盈盈，草长莺飞，野花烂漫。绿色给人以生机和活力，触景生情，劳作的间隙，心底里有一种冲动，有一些向往，有多少希望都需要表达，如果再有一个好嗓子，那就一定要唱出来。“劳者歌其事，食者歌其食”，他们抒发对庄稼丰收的期盼，抒发对幸福生活的憧憬，抒发对美好情谊的向往。当然，对少年们来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没有什么比纯真的爱情更令人心驰神往，没有什么比爱慕的心上人更撩拨情思。“花儿”就这样盛开着，开过春，开过夏，开过秋天，开过一季又一季。

    端午节过后，高寒阴湿的岷县似乎一下子变得温暖起来，群山拔翠，洮水涌潮，阡陌俊秀，牛羊撒欢，一派生机盎然。山上放牧的孩童，地里锄草的妇女，路上赶车的汉子，不时亮开喉咙隔山对唱，此起彼伏。静坐山头，听“花儿”漫漫萦绕村庄，感觉天地间有一种快乐的情绪和庄稼一起生长。从五月初九日开始，县城二郎山“花儿会”正式拉开序幕，各乡村以及来自外县的花儿歌手们朝圣般地汇集县城，他们也要登一回“大雅之堂”一展歌喉了。五月十七日，二郎山花儿会达到高潮。数万名群众和花儿歌手身着夏日新装聚集山道，熙熙攘攘，人山人海。有的独唱，有的对唱，有的配成班子合唱，你方唱罢我登场，歌声不绝于耳，喝彩声一浪接过一浪。出口成章、嗓音清脆的“花儿”把式是这里真正的明星，是众人倾慕追逐的对象，或许很多人并不知道县长是谁，但没有人不知道张耀廷、董明巧这些唱“尕花儿”为岷县争了光的歌手。岷县政府还利用“花儿会”宣传科技文化，引导群众移风移俗。“花儿”歌手们将农作物从种到收到做成食品的整个过程随编随唱，教育人们勤俭持家，科学经营，起到了寓教于乐的作用，为“花儿会”赋于新的意义。

    “花儿饶比兴，番女亦风流”，清代诗人吴镇在《我忆临洮好》中对当时的花儿会做了这样的记述，历史上的临洮是回、汉、藏等多民族聚居的地方，遥想在明末清初的临洮，身着鲜艳民族服装的藏族少女与汉民青年一起踏歌咏唱，直抒胸臆，活络筋骨，边地野趣至今让我们艳羡。今天，物产富裕的洮河两岸，人们一如既往地喜欢花儿。临洮“花儿”唱彻夏秋两季，从每年农历三月二十八日开始到九月一日结束，此起彼伏，依次演唱。每逢会期，于青山秀水处搭起一座座的帐篷，人们或三五成群，身着盛装，手搭花伞，彩扇翩翩，设摊对唱；或面对秀丽风光，独坐消遣，浅唱低吟，和着洮水的飞鸣，声声花儿火辣辣，热腾腾，撩人情怀。

    我常常在想，为什么远不过百里，岷县、渭源和临洮等南部三县山青水秀处花儿盛行，而北部的陇西、通渭、安定等干旱县区就没有花儿和花儿会呢？而且在我生活的安定，一对青年男女隔山对唱或者当众对唱表达爱慕之情，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非呆傻痴人是万万做不出来的，这是为什么呢？我想原因有二：一是青山绿水或许是花儿必须的土壤，环境能够沐染人的心情不说，有点树木遮掩，心上的话儿才好开口些，而要在秃兀的山梁上无遮无掩地对唱情歌，似乎勉为其难；二是洮岷一带与藏族等少数民族杂居，有好多少数民族能歌善舞，且相对较少受到中原汉民族传统伦理道德规范的约束，这是花儿得以生存和传承的又一条件。既如此，当现代都市文明铺天地盖地侵染着我们有限的心灵空间的时候，花儿，还能够常盛不衰吗？ 

   

凡事未经之历之，即妄下优短，鲜有不谬者。来阿瓦提之前，外甥多次对我说，那里是全国著名的长绒棉之乡，是阿凡提的故乡，是多郎文化的家乡，是塔里木河的源头，那里有葡萄，有美酒，有四十万亩胡杨。我一直在想，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深处，有那样的好地方吗？为了能与年迈的姐姐见上一面，我还是踏上了西去的列车。     火车坐到阿克苏，再坐差不多一小时的汽车就到了阿瓦提县。初秋的阿瓦提城郊是一片绿洲，阡陌纵横，林路成网，牛羊成群，村庄相望，一派江南秀色。外甥用摩托车接我到丰收三场。柏油路的两侧，是望不到边的大棉田，白茫茫的一片，拾花人洒落期间（也许当中就有来自陇中的我的老乡，他们叫拾花工）。沿途碰上许多运棉车，一堆堆新棉垛在地头。连队驻地水渠遍布，绿树成荫，百鸟欢唱，瓜果飘香，水晶一样的葡萄挂满枝头，散发着醉人的芬芳。外甥颇有兴致地给我介绍着他们的长绒棉、彩色棉和“红地球”葡萄，以及正在开发的800亩人工湖。我就想起清朝封疆大臣左宗棠在陇中提倡植树、在新疆提倡植棉的事，几百年间持之以恒干一件事，哪有干不好的道理？     次日，外甥领我去看阿克日克胡杨林。阿克日克林区坐落在阿克苏河西岸的漫滩地上，地势平坦开阔，金黄色的胡杨、银灰色的芦苇层层叠叠，如浪澎涌，其间有一些不知名的野草生长得十分茂盛。一条溪水弯弯曲曲穿林而过，河畔绿草如茵，野花凄凄，凉风习习，蝶落蜂起。我们踩着溪水寻源而上，偶有野鸡、野鸭、野兔窜过路面，有水鸟掠过水面，它们并不怕人，像主人一样陪伴我们享受迷人的世外田园绿洲风光。再往前，我们看到了干枯的树杆，或立或倒在地上，断面参差不齐，我问是人为破坏的吗？外甥说，那是风沙吹倒的，“胡杨三千年，活而一千年不死，死而一千年不倒，倒而一千年不烂”，这该是一种生命力极强的树啊！     午后，我们来到多浪民俗风情园。这里其实就和内地的“农家乐”一样，是一个葡萄村，居住着两三百户维吾尔族多浪人。葡萄村的居民还特意保留着维吾尔族多浪人原始古朴的生活方式，房屋低矮且独特，前有庭院，后有大面积的葡萄园，欣喜的是我们还看到了多浪老人纺线、织布和煮酒的情景，真是“家家户户多赋闲，村村舍舍煮酒忙”，他们看上去生活得安怡、知足和快活。     黄昏时分，我们来到维族老人艾日提家。艾日提老人和我外甥是朋友，我们去时，老人正围着火炉沏茶，他的老伴儿还在做着刺绣活。看到我们来，老两口儿高兴地迎出门来，叽哩咕噜说了一串维语，看到我听不懂又改说汉语，桌子上已经摆上了葡萄和油果，他们热情地向我们让座、让茶。艾日提老人有三个孩子，大儿子在镇上工作，二儿子在家里种葡萄，女儿在附近的一所幼儿园上班，大大小小有十二口人。晚上八点钟前后，儿子和女儿相继都下班回来了，让我颇感意外的是，女儿还领来了她们的园长——我的老乡小潘。在小潘的嚷嚷下，不到九点钟就开饭了，我饥肠辘辘，吃了许多羊羔肉，又吃了两碗面片，惬意得很。     晚饭后，我们坐在院子里的葡萄架下乘凉，小潘动员艾日提老人拿出了他的胡琴，在悠扬的琴声里，老两口随之对唱起来，小潘拉着他们兄妹的手跳起了欢快的维舞麦西来甫，孩子不时给老人，给小潘、我外甥和我这些客人们端上自酿的慕萨莱思。我一面喝着浓浓的葡萄美酒，一面拍手叫好。老人不无骄傲地说：我们多浪人的歌一直要唱到乌鲁木齐去，唱到北京去，唱到维也纳大厅去！不经意间，酒酣意恣，我和外甥也加入到艾日提一家的歌舞中     阿瓦提一日十分尽兴。由于公务在身，我得回去了。唯独让我感到遗憾的是，到了新疆，我却没能去看看大漠风光，没能感受到丝稠重镇的古韵。

    月笼寒眠,

    烟锁痴语,

    关川二月无闲人.

    鸟唤晨曦,

    日惊春秀,

    须眉当祝女儿节!

      过去在祖厉河边，因为河水并不深，但没有列石可以踩过去，就有一种营生叫背河人。背河人就是背着行人过河的人，好多人光着脚丫子在水里淌了一辈子，一生总会落下个脚腿病，临终前还是曲着膝，活人用力压也压不回来，到放进棺材，还那么挺着，所以他的后代还要曲膝，还要做背河人。

      我起初听这位老人讲背河人的故事时就要落泪，后来听习惯了也就不以为然，因为我知道在这个世上，富人的生活总是小异大同，而穷人的生活才千奇百怪。但我没想到，老人说的就是他祖上的身世，这怎么可能呢？他那个家族百年以来是我们当地的大户，有良田，有油坊，有做官的，有行医的，除了在土改时受了罪，可能是我们那个地方唯一没有受过罪的，可这位老人为什么还念念不忘祖上是背河人呢？

      庄稼人说，那是他在开玩笑，那一门人性格内敛不爱张扬，布鞋憋破了木箱还要穿一双草鞋。农村总有一些事情，是说不清道不明的，越说越糊涂，越说越像那回事或者不像那回事。就说这位老人，既是中药大夫，又是阴阳先生，有些人一生没进过医院的门，顶多吃他的几幅中药，好上几年又犯事，这样折腾三五回就告别了人生，且又是他选阴宅，行道场，下葬安息。再说他生活的境况也很好，儿子是在首都干公事的人，他根本不需要挣那点小钱不说，他这个角色让好多年轻人还颇有微词，这又何必呢？但是不管怎么说，庄上不管哪家死了人，照样都要请他来安葬。

      老人说，他是另一种“背河人”。

      背河人送行人从此岸到彼岸，不熟悉他的人知道他的家在哪里吗？如果有一天他躺倒在水中，这地方就只有他一个足以让大家信任的背河人，我们还怎么过河呢？不久前，我的一位堂叔去世，堂叔生前就这么一个要求：要让这位老人为他安葬，我们当然得这么做。出殡的那天，老人哭了：你比我都小多少岁，你都要走，让我怎么送你过去呢，真是白发人送黑发人啊！

      那一晚，我和老人同睡一铺。我看着他安静地一件又一件脱着衣服，露出他精瘦的身子，却又停住，他若有所思，我欲言又止。对于这样一位沧桑的老人，无论我从什么地方说起，也许都不会触及他的心灵深处。他就像一本深厚的书，我只要下功夫啃它，翻到任何一页，我都会读懂十之八九但又不会全懂，可我和他怎么交流呢？

      好在老人开口了：“你知道吗，过去祖厉河畔有一种人叫背河人？”我说我知道。老人又说：“我是另一种背河人，你理解吗？”我点了点头。老人的眼里忽然闪出一片亮光，然后又问我：“你觉得你堂叔会信任我这个背河人吗？”我说一定。老人似乎是自言自语地说：“都是一起玩大的朋友，他们只要信任我，我就得送他们过河。”我说要是别人呢？老人说：“你是读书人，河里本来没有水的话，还要什么背河人？”我说在咱农村，还是有许多人怕水，还需要背。老人说：“我活一天就是个背河人，只要过河的人需要，只要他们心里舒服些。”说着他朗声大笑。这一夜他鼾声轻微而均匀，显得十分安祥。

      看到一位生计无忧的人还在“背河”，看到一位头脑清楚的老人心安理得地干着一些他认为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但恰恰是别人所需要的事情，我特别感慨：在陇中农村，或许还有更多的地方，治病救人固然要紧，但人死了，给活着的人以心灵的安抚同样重要，而且当一个人在生命垂危的时候，确信有一个人能为他妥贴地照料后事，也便在闭上眼睛之前少一份遗憾。在很多地方，事实上会有很长一个时期还需要这种“背河人”，就像专业医院需要心理疗养一样。